曹操用人管人的「非常手腕」,老板現在還在用,99%的人卻不知道!你看懂了嗎

導讀

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,曹操發跡稍遲,因而其聲望、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、袁術、劉表等諸侯,但最后的贏家卻歸屬曹操。究其原因,曹操用人智慧堪稱超邁群倫,一起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探究竟!

在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,曹操發跡稍遲,因而其聲望、實力在初始階段遠不如袁紹、袁術、劉表、公孫瓚等,但最后的贏家卻歸屬曹操。究其原因,曹操用人智慧堪稱超邁群倫,一起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探究竟!

早在鏟除宦官、匡扶漢室的政爭中,具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袁紹與曹操曾經一起討論時局。袁紹的打算是,「若事不輯」,「吾南據河,北阻燕代,兼戎狄之眾,南向以爭天下」。 曹操則曰:「吾任天下之智力,以道御之,無所不可。」

簡簡單單一句話,看似沒有實際內容,卻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謀略——把人才問題看作政治斗爭中最根本的戰略問題。

而后來的許許多多事例都證明,曹操是這樣說的,也是這樣做的,他始終把網羅人才當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圖,唯才是舉,「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矯情任算,不念舊惡」。

也正因為這樣,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漢魏間最龐大最優秀的一支人才隊伍,文有華歆、王朗、王粲、阮瑀、陳琳等,謀有荀彧、郭嘉、毛玠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、程昱等,武有徐晃、張郃、諸夏、諸曹等,而曹操正是靠這樣一支隊伍才能戰勝對手。

01

求才若渴、唯才是舉

在三國時期,互相攻伐、爭奪政權的進程中,曹操為羅致人才,共發布過三次求賢令,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都沒有做過的。

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(210年),令曰:「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賢之急時也。‘孟公綽為趙、魏老則優,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’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則齊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?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,唯才是舉,吾得而用之。」

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,令曰:「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,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陳平豈篤行,蘇秦豈守信邪?而陳平定漢業,蘇秦濟弱燕。由此言之,士有偏短,庸可廢乎!有司明思此義,則士無遺滯,官無廢業矣。」

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,令曰:「昔伊摯、傅說出于賤人,管仲,桓公賊也,皆用之以興。蕭何、曹參,縣吏也,韓信、陳平負污辱之名,有見笑之恥,卒能成就王業,聲著千載。

吳起貪將,殺妻自信,散金求官,母死不歸,然在魏,秦人不敢東向,在楚,則三晉不敢南謀。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,及果勇不顧,臨陣力戰;若文俗之吏,高才異質,或堪為將守;負污辱之名,見笑之行,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,其各舉所知,勿有所遺。」

網羅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紙榜文就能解決,但這三道求賢令顯然也不是在做秀,曹操求賢若渴的心態真是躍然紙上,讓人心動。事實亦復如此。只要有高人來歸,曹操就情不自禁,喜形于色。

如初平二年(191年),荀彧棄紹投操,被操贊為「吾之子房」;又如建安五年,許攸棄紹投操,喜得曹操「聞攸來,跣出迎之,撫掌笑曰:‘子遠,卿來,吾事濟已!’」

02

集眾智,用眾力,不搞一言堂

漢魏之際,就用人本領而言,實無人能出曹操之右。在專制社會,最怕那些昏君權臣拒諫,搞一言堂,堵死群臣建言之路。

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,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發出一道《求言令》,旨在敞開言路,鼓勵大家建言獻策。開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,也堅決反對僚屬的「面從」。

而事實也證明,曹操從漢末群雄中勝出,決不是靠搞一言堂,而是靠廣泛采納諸多謀臣的建議,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賈詡、許攸等在關鍵時刻,都提出過重要建議,貢獻尤著。

而每當戰勝克捷、論功行賞時, 曹操對于麾下多謀善斷、積極建言獻策的荀彧、郭嘉等謀臣也沒有忘記,而是一再突出「平定天下,謀功為高」,并給予重獎。

03

用人重大局、講團結

建安元年,劉備為呂布所敗,前來投奔曹操。曹的謀士程昱說:「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,終不為人下,不如早圖之。」

如果從把政治上的重要對手消滅于萌芽狀態這一角度考慮,程的想法不無道理。但曹另有一番考慮,他說:「方今收英雄時也,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,不可。」

在漢室陵夷、群雄初起之時,曹操的這一人才大局觀明顯要高人一籌。用人重大局,必然要講團結。

作為許下政治集團的核心,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,且賞功罰過非常嚴明,能夠起到穩定軍心、鞏固內部隊伍的作用。

如在官渡之戰后,曹操發現袁紹軍中文書有若干是「許下及軍中人書」,這一發現肯定令他震驚不小,如果處理不當,也必定埋下內亂的種子。

但曹操在震驚之余,非常冷靜也非常果斷地決定「焚之」,并說:「當紹之強,孤猶不能自保,而況眾乎?」

這一句話,就給那些有問題的同伙吃了定心丸,也把團結問題解決了。

04

用人不拘一格,親仇不避

用親不必說,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。茲以張繡為例,張于建安二年降曹,尋悔、復叛,一度把曹軍打得大敗,曹操本人也為流矢所中,長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。

這可謂血海深仇,任誰也難咽下這口氣。但到了建安四年,袁紹不聽謀士田豐、沮授等勸阻,率眾十余萬南向許昌、準備一舉滅曹之時,為袁紹賣命的張繡卻在官渡大戰前夕,復棄紹而降操。

曹操居然能像沒事人一樣,不計前嫌,不僅允降,而且還對張繡加官進爵,封為列侯。這種用人雅量真正難得,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氣度。

又如建安九年,曹操在攻破紹軍大本營鄴城之后,「臨祀紹墓,哭之流涕;慰勞紹妻,還其家人寶物,賜雜繒絮,廩食之。」

古之史家有的頗不以曹操此舉為然,「盡哀于逆臣之冢,加恩于饕餮之室,為政之道,于斯躓矣。」

從儒家道德角度看,這種批評當然不無道理,但曹操是政治家,不是道學家,他旨在通過這一形式,向時人表明自己在把對手打敗后,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惻隱之心。

這對于那些一直在與他作對的對手而言,正好起到一種心靈感化與心理威懾作用,同時也襯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氣度。

因而,此舉恰恰映襯出曹操對網羅人才問題的思考苦心孤詣,非凡夫俗子所能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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